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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春节年货怎么备？物流复工保障年货“春运“******

　　2023年的春节相较往年更早一些，春节渐近，年味甚浓。回家团圆、过年送新礼依然是中国消费者春节不变的主题。

　　2023年新春临近，年货消费将在近期同步释放，电商平台纷纷开启年货节，并总结一年的消费趋势。

　　农历兔年即将来临，兔耳朵帽子、兔型黄金等带兔元素的商品异常火爆。同时，新年礼总会比人先一步到家，电商平台“礼盒”的搜索量同比大增。

　　物流行业也迎来又一次的年货寄递高峰。随着复工复产进程提速，物流业正在释放实力，做好春节物流保障。企业加紧提前进行人员招聘，并充分结合弹性资源调配补充，保障快递员在岗全力保通保畅，同时也为假期工作员工提供现金补贴。

　　兔年春节异地备货忙，兔耳朵帽子、兔型黄金大卖

　　近年来，线上购买年货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和人的春运一样，在农历新年之前，年货也开始呈现出大迁徙现象，“人未到家，年货已在路上”的新趋势越发火热。

　　多个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年货、兔年拜年服饰一下成为热门搜索词。兔耳朵帽子、兔型黄金等带兔元素的商品异常火爆。

　　过新年买新衣，淘宝、天猫上对过年喜庆衣服的搜索量年同比增长33倍。其中，拜年汉服供不应求，而可爱的兔子毛衣搜索增长28倍。属兔的用户们，开始物色起红色内衣来迎接自己的本命年。淘宝、天猫数据显示，1月，用户对于本命年红内衣的搜索量相比上月几乎翻倍。

　　“毛孩子(指宠物)”们也有了自己的过年新衣。简单又大方的宠物发饰成为销售爆款，宠物鞋、袜也颇具热度。同时，淘宝上兔粮、兔用厕所的销量明显增长。

　　淘宝、天猫搜索数据显示，年货节期间吃货们对“礼盒”的搜索量相比上月增长了5倍。新年积木也成为搜索爆款，00后最爱的棉花娃娃，在淘宝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近3倍，娃衣、配饰都成为热门商品。

　　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淘宝、天猫后台数据显示，对于上述年货，大部分消费者选择了淘宝上的多地址下单，提前送到老家或作为新年货礼直接送给亲朋好友。

　　京东小时购数据显示，年货节期间，肉干礼盒、饼干礼盒、白酒礼盒、低温熟食礼盒环比上月销售增长均超10倍，腌腊制品礼盒、南北干货礼盒、水果礼盒环比增长8倍。

　　京东小时购数据显示，年货节以来，全国范围内异地订单同比增长了170%，异地订单下单最多的城市为深圳、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购买最多的商品是手机、车厘子、白酒、粮油、牛奶、各式礼盒。

　　数据还显示，近几年，85后、90后乃至95后逐渐接过家庭采购“大权”，成为年货采买主力军。随着“年货少当家”登场，他们更注重服务体验、喜欢尝鲜、希望省时省心的观念，在传承年俗年味的同时，也带动父母长辈更新置办方式，扩容年货清单。今年春节，以智能家居、时尚潮玩、个护美妆为代表的年货“新三样”，呈现出多元化、智能化、时尚化的消费趋势。

　　预制菜、半成品依旧全面热销，京东小时购平台中式熟食环比增4.5倍，西式熟食礼盒环比增长4倍，冷冻半成品环比增长2倍，半成品净菜环比增长50%。腊肉腊肠等销量增长180%。零食销量环比增长170%，水果销量环比增长390%，车厘子环比增长超10倍。

　　此外，健康防护用品也是消费者过年期间的刚需。日常防护用品、感冒用药、肠胃用药、抗原检测试剂等物资，以及过年期间适合送亲朋的健康礼品，如阿胶浆礼盒、补益类礼盒等都成为热销商品。

　　顺丰通过同城急送、优先派送等方式优先保障药品和生活必需品等紧急需求，并联合多地政府开通互联网医药平台，配送到家服务。通过一站式接入多平台发单及统一规划，实现资源集中和成本节约，顺丰同城12月份医药类订单环比涨幅超六成。

　　京东方面称，目前北京市内有超1400药急送合作门店，满足用户春节期间的购买需求。

　　京东也首次打造“超级京城”同城年货节，联合物美、京客隆、超市发、便利蜂、屈臣氏、京八珍等数万家本地全品类门店打造同城服务圈。

　　物美三方平台运营部负责人尹伊表示：“北京近180家门店都参与进来，从数据来看，元旦假期3天我们北京门店的销售额环比12月增长了190%，预计整个年货节期间还将获得更高的增长。”

　　市场回暖迹象明显，年货礼盒、进口生鲜等销售增长较快

　　1月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目前正值元旦、春节“两节”消费旺季，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恢复，居民消费热情正在回归。

　　束珏婷称，热点商品销售稳步增长。在节日氛围和各类促销活动带动下，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平稳增长，年货、日用品等商品需求升温。元旦假期，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的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3%、10.2%和2.6%。

　　“平台数据显示，与往年相比，95后年轻人不仅继续青睐彰显个性的潮鞋、护肤美妆等商品，还开始体验中年人的年味，53度飞天茅台成交额增长明显。”乐信副总裁、科技零售事业部负责人阎姝表示，随着一系列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接续落地，各类经济活动逐渐回归正轨，市场回暖迹象明显。分期乐将发挥消费场景优势，满足年轻人需求，扩充更多新潮好玩的商品品类，开拓更多创新玩法，助力实体经济回稳向上。

　　微拍堂酒之家店铺负责人李玉刚也表示，每逢佳节，故人重逢，亲友相聚，把酒言欢，酒水作为节假日消费的晴雨表，已在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讯息。他预计这个春节，酒水生意将会是近两年最好的。

　　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年货节”前5天全国网络零售额达2080亿元，比上届同期增长4.7%。其中，年货礼盒、健康滋补用品、进口生鲜食品等销售增长较快，直播带货、即时配送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动能不断释放。

　　京东“同城年货节”项目负责人表示，今年京东推出了同城年货节，京东到家、京东小时购联合入驻平台的超20万家全品类线下门店，为全国超过1800个县区市的消费者提供“线上下单、门店发货、年货小时达最快分钟达”的采买体验。

　　线上年货消费火热，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线上下单、送货上门的便捷购物体验；另一方面，尤其对于返乡游子来说，满足了他们“轻装返乡”的需求。

　　年货寄递高峰来临，部分快递企业加紧招聘、投入约4亿元补贴奖励

　　和人的春运一样，物流行业也迎来又一次的年货寄递高峰。随着复工复产进程提速，物流业正在释放实力，做好春节物流保障。

　　京东物流将在今年首次携手德邦进行春节物流保障，全国366个城市、约1700个区县的消费者，即使是在除夕、大年初一，也可以正常下单收货。

　　针对今年人力、运力等资源紧张情况，京东物流提前储备了航空、铁路与公路等运力资源，通过软硬件技术加持、延长核心场地运营时间等方式，保障商家与消费者在春节期间的物流寄递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30座城市的700余台无人车春节也送货，600台智能快递车、超100台室内配送机器人将和京东快递小哥合作，为消费者提供“最后一公里”和“最后100米”末端配送服务。

　　顺丰也表示，将充分利用全货机资源，并弹性调配补充运力，持续维护民生寄递需求，保障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不间断。

　　顺丰北京地区负责人表示，快递一线从业人员已经正常上岗，配送运力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全国多地运力紧张的情况也正逐渐缓解，上岗率和派件时效不断提升。

　　运力方面，春节前顺丰将储备日均陆运干支线约14万车次，并增加外部运力获取渠道补充；除自有的70余架自有全货机，顺丰还将充分沟通三四线机场，投入散航包舱资源。春节期间，顺丰航空也将继续扩充机队规模、拓展航线网络，全力保通保畅。

　　为了让春节留岗的一线员工踏实过年，京东物流今年还将继续推行“我在京东过大年”，为坚守一线、原地过年的员工提供高于国家法定标准的福利补贴。其中，通过子女团聚补贴的发放，鼓励一线员工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将子女接到工作地共度春节，在坚守岗位的同时实现节日团聚。

　　顺丰也正在加紧提前进行人员招聘，并充分结合弹性资源调配补充，春节前保障一线快递员日均35万人在岗。节假日期间，顺丰通过减少商业区、学校等区域人员整合网点，在快递员安心回乡的同时，保障正常寄递需求，设置超2亿元春节专项激励包，并额外投入近2亿元开展一系列员工关怀活动。

　　中通方面表示，临近春节，快递一线从业人员尤其末端配送环节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用工缺口。对此，中通及时合理调整运能运力，最大限度调配人力物力资源，通过成立专项小组、设立在岗补贴、加强人员招聘、调配各方运力等方式，尽力保障平稳度过疫情考验，保障“春节不打烊”期间的寄递渠道畅通。

　　同时，网点通过第三方招聘兼职、临时人员补充弹性运力，并通过第三方共配、加强临时工招聘等方式，对配送力量进行补充，通过发放春节在岗补贴、鼓励节后错峰回家、补休等方式，保障一定比例的在岗率。

　　菜鸟方面也已经启动临时运力补充计划，要求站点增加灵活装卸运力、配送运力，减少配送员和站长因装卸货速度影响的配送产能，同时加快终端的快速流转，保障配送员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配送。相比平时，临时运力日工资提升20%左右。同时，春节期间，菜鸟为值守的快递员准备了“温暖礼包”，包含春节留守补贴，分为年前坚守红包、年中留守补贴，年后返岗补贴、年夜饭等等，预估留守员工在春节期间单人额外获得补贴约2000元。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